中南海同一天罢免中央四大书记?真相太沉重
第二天,这些人又让我打电话。我提出,找总理的秘书,你们不告诉我地址和电话,就是总理知道了,又怎么能找到你们。吉林这些人只好同意告诉我被关押的地点和电话。这时我才知道,我被关在电影学院的四楼里。
我又把电话打给刘建勋,告诉了我的情况及他们的要求。当时,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还怀疑我是否真正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他们问我是不是周总理的秘书在接电话,我说是。
刘建勋找到周总理,汇报了情况。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焦玉山打电话找吉林造反派的头头说,立即释放吴德。焦玉山还在电话中批评他们这样搞是错误的。
电话打完后,吉林的人告诉我说,刚才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要听,立即放我出去。他们还问我中央文革办事组是不是有焦玉山这个人,怎么找这个人等问题。
我说中央文革小组有这个人,可以到钓鱼台去找。我打电话给市委,他们派车来把我接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周总理很关心我的下落,以为我被关在天津了,曾派陈一夫同志坐汽车追到天津找过我。
再讲几件事情说明当时的混乱状况。天津矿冶学院的院长吴子牧调到北京市委大学部任部长,他在矿冶学院几乎被打死,吴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杀了。吴子牧在被打时,幸好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吴星峰赶到了,吴星峰扑在吴子牧的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吴子牧保护下来。
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北京市委说话没有人听。张霖之在矿冶学院被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造反,彭小蒙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回答可以不可以成立红卫兵的问题时,被台下起哄打断。当天,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检讨,江青、陈伯达等人都在,彭小蒙来到会场对江青等人说有人不让她讲话。江青当时就说,你们市委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人讲话。我说我去看一看吧。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和我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