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泰运的税警部队曾与新四军交战，被新四军打得大败，陈泰运知道了新四军的战力，在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陈泰运选择了中立，这为新四军对付韩德勤提供了条件。

同时，黄逸峰与李明扬同为桂系出身，两人自然亲近，黄逸峰对李明扬旁敲侧击，为陈毅争取“两李”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通过郭村保卫战和黄桥决战在苏北站稳了脚跟并发展壮大，而黄逸峰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并奉命成立新四军“联抗”部队，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得知消息的蒋介石愤怒不已。

1946年初，黄逸峰受命担任国共和谈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批授予军衔的将军之一。

他作为特别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在处理“安平事件”中，他运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军首先向我方无理挑衅的真相，在谈判中他坚定沉着，斗争有方，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誉。

1947年，鉴于黄逸峰是党内少有的熟悉铁路业务的人才，他被调派到东北铁路部门工作，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为修复东北铁路、配合辽沈战役立下了特殊功劳。

上海解放后，他负责接收上海铁路，出任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

1978年11月，受胡乔木同志委托，黄逸峰以73岁的高龄肩负起恢复重建上海社科院的繁重任务，在短短的三年内，便迅速奠定了上海社科院的科研基础，成就斐然。

其间，他潜心于清朝洋务运动的研究，独树一帜，著述颇丰，他的《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专著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的出版，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