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关于这批战犯应该怎么处理，我党一直持的就是谨慎态度，研究过很多的方案，后来经过权衡觉得还是暂时不审不判合适，而且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后来又有了抗美援朝战争，因此这些战犯就暂时先关押着，一边治病疗伤、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边接受我党的政策教育，进行改造学习。

后来到了1956年，如何处理这些战犯的问题被再次提上了日程，一月底，周总理在《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对此很重视，开展专题讨论此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最后毛主席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原因很简单：“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加好了，我们再来做。”

释放战犯是迟早的事情，毕竟这有利于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也有利于复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只不过什么时候放必须慎重，一来让他们为自己做过的罪行负责；二来接受彻底的改造，也好将来为人民服务。

时间很快就到了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特赦一批已经彻底改造过来的战犯，这一建议得到同意，特赦令发布后，特赦工作开始有条不紊的进行，首先要确定哪些战犯符合特赦的条件。

中共中央列出名单，然后战犯管理处进行评估，最终决定出首批特赦的战犯名单，原本考虑到黄维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周总理是点名要赦免黄维的，他的名字也上了特赦名单，甚至黄维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女儿已经接到通知要来接黄维出去。

然而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却很是清楚，黄维的思想并没有改造过来，他的表现在功德林一直很突出，问题很多，思想依旧顽固，这个情况不仅管理人员清楚，就是战犯们也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