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彼时的中国却可谓是危机四伏。蒋介石打破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并实行白色恐怖手段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可对于朱大同而言，他深信自己的信仰，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地在筹备党建小组，发展党组织。

而在党组织不断的发展中，朱大同也被擢升为徐州特委巡视员兼萧县县委书记，有了这层身份加持，朱大同的工作也更加方便地进行。

当时，组织上希望能够利用其身份能够在张庄寨发动起义，藉由此打通与徐州的联系。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想，但同样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忽视了敌人的强大。最终，在组织张庄寨暴动后很快便遭到失败，朱大同的身份也暴露，更是成为了国民党的通缉犯。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朱大同不断逃亡。但很快便有消息传来——1934年1月朱大同在连云港叛变了革命，成为了国民党的中统特务。

如此名目张胆的行为，所带来的“标杆”作用可想而知。此后，成为了特务的朱大同可谓是“坏事做尽”。利用其身份地位，他不断在报纸上抨击我党；兼又有率领所谓的别动队对我党人士郭子化进行抓捕，还破坏了枣庄附近的联络点；抗日战争中还积极散布污蔑我党的谣言，甚至还曾试图助纣为虐皖南事变。

凭借这些“功绩”，朱大同在国民党的地位也不断擢升。但这些行为于国民党而言，显然都是有利的，为何后面朱大同会被扣上“汉奸”的名头呢？

原来，在1941年奉命执行任务时，朱大同遭到逮捕并被“策反”，当时的报纸上更是有大篇幅的报道。

如此的消息一出，所带来的恶评可想而知。我国自古便有忠孝之说，朱大同的汉奸之举无异于自绝于民族、国家。有了朱大同的投诚，他也很快被释放，还摇身一变成为了宿县县长，日本人组织的清乡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