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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奠定基础

事实上，这种保障并非从秦朝建立才开始，秦统一的技术标准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时代。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曾颁布法令“平斗桶权衡丈尺”，正是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的制度起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图为商鞅方升，图源：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

商鞅方升铭文记载：“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寸五分寸一为升，临，重泉。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

根据铭文，这件方升是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十二月制作的，当时商鞅以大良造的身份，向全国颁行了这一件标准量器，从而开始了秦国统一技术标准和标准化之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天下一统，秦始皇在商鞅方升上加刻诏令，完全承袭了自商鞅以来已经沿用了六代君王共123年的标准。

秦的这一套统一的技术标准，对秦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若没有这一套统一的技术标准，秦国扫灭六国尽并诸侯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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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制度加以保证

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标准化是伴随着近代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始的。

1798年，美国的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运用科学的加工方法和“互换性”原理，制造出零件可以互换的标准化滑膛枪，他也因此被称作“标准化之父”。人类之所以到近代才开始实现真正的标准化，不仅碍于技术问题，更受制度的限制。

那么，秦国是如何在两千多年前做到的呢？这就必须说一说“物勒工名”的制度。

“物勒工名”一词出自于《吕氏春秋》：“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意思是每一件器物的制造者都需要将自己的名字刻于其上，以便检验产品质量。这一行为早在商周时就已经十分流行，但当时刻名的主要是器主之名而非工匠之名，目的也不是出于对产品质量的追责监督，而是用以表明器物的归属。

秦国商鞅变法以后，“物勒工名”开始作为一项制度走上秦的历史舞台。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大良造鞅戟（商鞅戟）”，铭文记载：“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可知这件戟是由商鞅于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49年）所监督制造。

这应当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开始实行物勒工名制度的证据。但在当时器物上还只有督造人的名字，并没有实际生产者的姓名，这其中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进程。兵马俑曾出土过多件刻名吕不韦的兵器，如“相邦吕不韦戟”戈内正面铭：“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詟，丞义，工沱。”这已经能看出从工、丞、寺工到作为总监造的吕不韦，整个生产责任链条都非常清晰。这种“物勒工名”的制度到秦朝最终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机制。

秦简的出土使得我们对当时的法律制度有了一瞥究竟的机会。

*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工律》记载：“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这就是说，属于同一种类别的器物，长、短、大、小、广等具体规格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