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说：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 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史家们千万不能忽略这“肃宫廷”三字，如果不对西太后采取措施的话，宫廷又如何能“肃”呢？

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一个荣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杀荣禄而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维新派早就有过类似想法：康有为声称，如果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杨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至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