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否？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

此件大约写作于1899年初。当时，毕永年和康有为矛盾已深，写成后交给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2月8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它上报给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它为了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最确凿的材料。它所记载的某些情节也可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例如捕杀西太后的人选，除毕永年外，还曾急催唐才常入京，这正与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谭嗣同称“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相合。又如它记载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已派人往袁处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这同《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一致。当然，也有个别情节不准确，例如它记夜访袁世凯的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说：“今者两宫皆弃臣民而长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终极，过去陈迹渐如烟云。虽然，千秋以后之史家，于戊戌之事岂能阙焉而弗为记载，使长留谋颐和园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则天下后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则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将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为了维护封建伦理，康有为力图否认有关事实。他没有想到，这一“疑案”终于得出了违反他的意志的“表白”。历史是糊弄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