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数记载里可以看出，虽然粮食总体缺乏，可部队的政策还是严格执行的。譬如对从百姓那里获得，大都需要购买。1955年被授予少校的康正德在《心连心》一文中记述，红四方面军行进到原西康省一个叫波巴的村寨时，为尊重少数民族，决定不进房子，在村外露营。当时百姓大约受到敌人宣传，都带着牛羊上了山。为了获得他们支援，战士们便分成若干工作队去山上寻找。藏胞们先有人回家，看到他们门上的锁、红布条、神符都原封未动，夹墙中的东西一件不少，而战士们却露宿村外受冻，吃着清水煮野菜，十分感动。他们回山，告知其他人，老乡们便赶着牛羊从山上草地回来。在一位老人的带领下，藏胞焚香点烛，硬把战士从村外请到家里。有的把在地下埋藏三年多的腊肉也挖出来给战士吃。还一下子慰劳了300多只牛羊来。当时红军不熟悉藏胞习惯，没有接受，这使藏胞很不高兴。战士看到藏胞没有盐吃，有钱也买不到，便将自己带的盐送给他们，可藏胞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后来通过翻译，战士们才知道没有收下藏胞的东西，是把他们当“外人”，因此藏胞很生气。于是，战士接受了他们给的粮食和肉，给藏胞一些盐，藏胞收下，之后便亲如一家。

在钱治安《一次支委会》一文中，还记有部队进入到德荣县城后，没有找到一粒粮食，战士本以为进了县城，可以得到一点补充，一些战士，看似病重，其实是饿的，有了粮食，吃饱了，病就好了。后来在几间破房子中，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粮食，这本是大好事，可在藏区，部队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动他们的东西。在饥饿和政策面前，连队开了一次支委会。在维持纪律和饥饿的实际情况下，经过争论，支委会通过了以白洋买粮食的决定。大家将地下400来斤青稞挖了出来，按照病号每人8小碗，一般同志5小碗，干部每人3小碗分发。在藏粮食的地方埋大洋时，领导让文书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你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白洋留给你，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连全体。纸条是红色的，50块大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红纸条端正贴在上面，放进装青稞的缸里，一个战士怕不够，又添了12块云南小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各自散去。”

肖永银（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是西路军战士。1937年西路军在甘肃高台、酒泉之间遭到极大损失后，他受令掩护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回中央。其间为有人能回到中央汇报，徐向前决定兵分几路，分别向陕北方向突围。肖永银与总部参谋陈明义两人一路，带着一个皮包和徐向前写给中央的信，以及几只做盘缠的金戒指，往中央方向进发。在路上，他们没有东西吃，也不敢轻易下山去买。在黑河边看到一户人家，他们便脱下军衣，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去找饭。可遇见的那家汉子狮子大张口，听说他们要吃一顿饭，竟然要收5块钱。当时5块钱不少，一般一顿饭不过1角2角。这位汉子也许听出他们是外地人，要敲他们竹杠。可肚子里几天没食了，没有办法，就掏出一个金戒指当饭钱。那个汉子试了又试，终于收下，给他们做了一盆青稞面疙瘩。饿坏了，也不管烫不烫，呼噜呼噜吃起来。一连吃了七八碗，把肚子胀得发痛，可还想吃……再往前走到永昌城，天下大雪，老百姓家也不敢去，躲在野地会被冻死。想想，上一年部队经过时，住在城北半山腰的一座庙里。到了庙里，四处看去也没法躲，最后从后面钻进一尊几丈高的大菩萨的肚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出来找吃的，看到祭台上香烛还燃着，台上还摆着一些残存的供品。他们先捡起来吃了一通，再把剩下的装进口袋，扛着出了永昌城。这是向菩萨“借”食物。再往后走到一处名为“十二洞”的小村子，他们每每靠讨食维持。这天讨饭到了一大户人家，被狗咬了一口。村子里的人怕他们“找事”，便一家一户地凑了半布袋饭。凭着以血换来的“饭”，他们才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