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否定人家的全部，这些机构也确有其了不起之处。

但是必须看到他们的光辉背后也有很多阴暗和龌龊，起码在猎取我们的基因资源方面是劣迹斑斑，所以这些机构并不值得我们那般推崇。

不要因为拿到哈佛的录取或者奖学金就感觉多么了不起了，一来就什么哈佛女孩了。

哈佛出来的有精英，也有混蛋啊！

三、争夺国际话语权问题。

既要有宏观的考虑，也不要放过像知情同意权这样似乎微观或细枝末节的问题。

正是在许多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上，美西方一些机构更能暴露他们虚伪的嘴脸。

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就要以事实为根据，用国际公认的准则据理力争，还是能够痛击某些人的要害的。

四、对专利和所谓知识产权要有分析。

哈佛等机构在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猎取基因资源，除了可能的生物武器的考量，还是瞄准了形成专利药物之后的巨大利润。

比如抗艾滋病药物，利润空间有多大？

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如果一单位药的生产成本是3块钱，他们的卖价会达到300元。”

所以国际上有很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那些制药公司，说它“贪婪杀人”。

艾滋病有这个问题，其他疾病，尤其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罕见疫病，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巨额利润的背后，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不少抗病毒药物的基础研究，最初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之后才开发成抗病毒药物。

包括NIH，它的资金属于公共资金，所谓纳税人的钱。

它投给了很多基础研究项目，像前边提到的基因组学一个项目的资金达到6530万美元。

可是这些基础研究形成专利以后，利润全部归了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的公共资金数以亿计。但是这些公共资金赞助的基础研究后来，怎么就成了私营公司的专利，很少有人去探寻究竟。

很多人认为，制药企业对研发抗病毒药物还是有很大投入的，所以理当获利。

但是，它们的利润是否应当有个边界，或者底线？人命关天，利润是否应当向人的健康权，或者说向人权，做一些让步？公共资金的投入对研究所做的贡献应当怎么算？这都是我们应当不断叩问的问题。

五、对资本的力量，必须有所警惕。

我在调查哈佛项目之前，接触过很多科研工作者，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土壤学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水利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