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方提供充足可靠准确材料基础上，港方侦讯进展缓慢，港方一直强调理由是“罪证不足”。

香港新华社人士表示，港方近年对待左翼工会，在没有任何罪证、未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对多名工会领导人予以逮捕和驱逐。从未说过什么“罪证不足”。

案发近5个月后的9月2日，英方才向我外交部提交了《周驹的罪证摘要》，列举了周驹7项罪证。第二天，香港当局发布声明：“警务处今天自香港法官处获得对被控有阴谋谋杀罪的周梓铭（化名周驹）逮捕状”。“据悉周梓铭在5月18日搭乘飞机赴台湾。因此要求该地当局将周梓铭交回香港受审”。

但是，台湾当局以港台没有缔结罪犯引渡条约为由，拒不交出周驹。

周驹在台湾当局“保护”下，改姓埋名，定居台湾，一直逍遥法外。

此后，港英政府又以证据不足、无法定罪为由，将逮捕的44名案件嫌疑人分两次全部驱逐出境，送往台湾。

结果是，这一重大政治谋杀案的幕后真相无法大白于天下了，所有罪犯全部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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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在戈特利布讣告第12段，提到了戈氏曾经有过的人道主义行为：退休后到印度的麻风病医院工作过18个月。但是，许多人认为，不论戈特利布有过怎样的公共服务及慈善经历，他的名字都不可避免地与长达十多年的MKULTRA项目联系在一起，和毒药、LSD、暗杀、精神控制等险恶词汇联系在一起。

那么，戈特利布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中情局的自作主张，还是有更高层的批准或默许呢？

1975年，针对情报机构权力膨胀，缺少监管的状况，美国参议院成立了丘奇委员会，目的是“探究什么样的秘密行动是必须的，以及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1976年，丘奇委员会提出最后报告，其中就美国领导人与情报机构关系做出如下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