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的重新提出，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共“八大”闭幕后不久，由于此前几个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这两个东欧国家的动乱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感到了某种隐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的话，便是这一担忧的反映。

这一担忧，很快与国内“大鸣大放”中少数人的反党言论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

大量的所谓“右派”被揪出，就更证明了阶级敌人远未消灭。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便提出一个新讲法：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这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

接下来，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党内开展了一场错误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的起因是上一年的“大跃进”。1958年，毛泽东希望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来加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摸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尝试受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最早认识到这点，并且多次提出纠“左”。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为纠“左”而召开的。

彭德怀等在会上的批“左”言论，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联系到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的污蔑和攻击，再加上康生、林彪等人从中煽风点火，会议议程转为批判彭德怀等人，并从理论上概括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且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直接引伸到党内。此后，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