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他在整风笔记中无保留地坦陈了自己的心迹，他说：“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从闽赣回来。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而由他们把持一切（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

“记得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他们三人编在中央纵队随军行动，三人中，只有张闻天算是健康的，可以骑马行军。毛泽东和王稼祥，一病一伤。他们三人一路行军，一路讨论。毛泽东不断地向他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他们很快取得共识，张、王欣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湘江之战的惨败使广大指战员怀念井冈山岁月，追问五次反“围剿”以来接连失败的原因。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90年8月，在纪念张闻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的耿飚回忆，在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曾告诉他，1934年12月20日，王稼祥和张闻天已在酝酿改变红军的最高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