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期间，同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就十分熟悉。朱家骅在各处讲话作报告时，经常带着沈安娜做速记。在金华工作期间躲避日机空袭时，朱家骅还常与沈安娜聊天。

第二天，沈安娜就到江汉二路157号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朱家骅。一见面，她就用过去在浙江省政府时对朱家骅的称呼：“主席，听说您在武汉，我千里迢迢从浙江到这里来，就是想在您手下继续为党国效劳，请主席栽培，给安排个工作。”朱家骅听后十分高兴，夸奖她说：“你真是有为的青年啊！至于工作，没有问题，我们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

朱家骅问沈安娜：“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党员才行哩！”沈安娜回答说：“在浙江时我还年轻，没有入党。”朱马上指示秘书给她办理特别入党手续。

正值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朱家骅就让沈安娜到大会做速记。

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按照董必武的安排，沈安娜和刚刚赶到武汉的丈夫华明之搭乘国民参政会包租的轮船撤退到重庆。当时虽然很乱，但沈安娜的特别入党手续是由朱家骅、甘乃光等3个中央委员介绍的，很快就被批准。从此，沈安娜就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当了速记员。

沈安娜虽然愿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但有两件事使她心里很不平静。一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非常腐败，她觉得在这样的机关里工作非常憋气；二是当时有不少青年经重庆去延安，她十分羡慕。

于是，她就秘密地到机房街70号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去，向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博古没有同意。不久，周恩来又找她谈话，反复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要她从大局着想，甘当无名英雄，献身党的情报事业。还特别指出：“别人无法像你这样能够在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