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杰：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3日、8月26日开过两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将来国民党要搬到南京去，全国的中心会在南京，抗战的两个中心重庆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党中央机关搬到淮阴，也就是考虑，在国民党恢复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后，中国＊作为参政党把机关设在淮阴是便于处理各种问题的。淮阴地处苏北平原，如果从战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会选中淮阴这个地方的。

访问人：这个搬迁计划实施了吗？

姚杰：没有。时间很短，形势变化也很快。1946上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还把重点放在和平上，到3月15日的指示，就既强调争取和平，也强调道路是曲折的，要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前后不过两个多月。还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从1945年11月，因劳累过度生病开始休养，直到12月底才慢慢恢复工作，以后一直到三月份，都是半工作半休息。那段时间主要是刘少奇在主持工作，所以后有些责任算到刘少奇头上。其实问题不在于谁有责任谁没有责任，中共中央是集体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应该说对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是一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共同的认识，有当时一定的历史背景。所以，对当时决策上的某些偏差，我认为同样应该这样看。

失误之二：

访问人：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较大的失误，还有其它失误吗？

姚杰：有的。第二个失误就是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从力争打胜仗以争取和平这个观点出发，布置了南线和北线作战，这是一个不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南线计划，我们通常叫做三军进击津浦路，即晋冀鲁豫、山东、华北三支部队在津浦路两侧作战，第一个阶段以山东野战军打徐州到蚌埠之间；晋冀鲁豫野战军打陇海路的开封到徐州段，华中野战军打蚌埠到浦口之间，然后再视情况晋野、山野出到淮河以南作战。这个计划是进攻性质的，他的目的在于争取大的胜利，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如果说，我们后来采取的是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打的积极防御方针，那么1946年6、7月间毛泽东考虑的是主动打出去，是进攻的方针。所以我们说它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我们那时的力量还不足以打到外线去，敌人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