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白血红》第510页又讲到长春死亡的饥民问题，并称：“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负罪呢？”作者虽未作答，但是从其描述看却是不言自明的。

回顾当时的历史，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而长春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国民党政府又自称是全国的政府，理应负责城内人民的生活。

从战争需要出发，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长春，可是国民党军与沈阳仍有空运联系，市内仍有相当大的粮食储备。

据长春解放时对国民党军存粮清点时的结果证明，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

可是城中国民党军为长期固守，却实行“杀民养军”政策，在其内部也实行歧视性供应方式：对嫡系新七军一直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对杂牌的六十军则在基本保障供应时掺杂一些代用食品，对于保安队之类则让其“自力更生”即抢掠居民过活。

居民饥饿之时，国民党军的营团以上军官仍有酒肉供应，士兵也无人饿死。长春出现的人间惨剧，其责任自然应归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后当时长春守军主将郑洞国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也均不否认这一点。

在中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在外国的各次正义战争中，对敌人占领的城市采取包围攻击或封锁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一些无辜的百姓。如果只是顾及战区少数无辜者，而不顾战争从本质上所代表的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否定对敌人城市发起攻击和包围，甚至以一付悲天悯人的态度夸大渲染这种难以避免的局部误伤，那么结论只能从根本上取消革命战争或任何正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