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术安排来看，霍的主攻地位十分明显，无论公孙敖还是李广、张骞俱是策应作战，可别小看了这种战术搭配，事实上它已是后来漠北决战的雏形。

公孙敖部因迷失方向未能参加作战，霍去病遂帅部孤军深入，“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这一仗霍去病到底统兵几万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估计应该至少在二三万之间，作为一支旨在彻底摧毁河西匈奴的主攻部队，加上当时霍军精英尽出、兵强马壮，以一敌三、锐不可当的战斗力，霍虽然是孤军深入，失去了公孙敖部的配合策应，但情势却不如河西首战时那么凶险，加上经过第一次的大战，汉军此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出师前又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战时暴露的所有问题诸如地形地貌、水源粮草、后勤补给等等俱有了妥善的解决方案和防备措施。而且一战所取得的震慑力有助于两军对垒时局面的突破。

反观匈奴方面由于一战落败，元气已伤，信心已挫，两军尚未交战，心理上已输了一截，到一交手，胜负立分。

所以说河西二战的胜利实非天幸，仅仅用“去病所将常选，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去病”来解释其突出的战绩实在有些失之公允。

祈连山麓一役，匈奴大败，不得已退往焉支山北，河西大局即定，汉王朝终于获得了对这个丰美牧场和咽喉要冲的彻底控制权。

如此，战局发生大扭转，从互有胜负到汉军占优，匈奴人开始对霍闻风丧胆，从此染上了恐霍症，无人敢撄其锋。匈奴人唱出了这样的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