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邓颖 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 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 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原来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呀！

既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现在又把他交给了原本是他父母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回去 了。中组部的有关领导在同意她回乡时，问她有什么要求，黄月英只是淡淡一笑，轻声地说了“没有”两个字。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 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

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 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兄妹他们！我一定会回 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

在一旁的王家 珍被这无比诚挚的亲情深深感动，顿觉一阵心酸，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这个搅乱局面的“程咬金”，就是从南京赶 过来的中年妇女。她在得知了北京方面的相关情况后，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

“南京妈妈”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政务院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或许毛泽东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南京妈妈”的感 情，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嘎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南京妈妈”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笔者一向从事党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笔者对 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

并于今年2月，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 在床，处于不可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

至于那个“南京妈妈”是何名字？她的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丈夫姓 甚名谁？朱道来是怎样死于南京等问题，已是难以问及。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总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 人。在村里向人打听，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妈妈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我们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们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

“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在村小读二年级，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去学校上学、放学都是一块儿走，有时在路上玩。后来朱道来到叶坪读中学才相处得少些，但早晚还是相见。”

“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

“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 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 了。”

在告别朱荣发以及朱盛苔的孙媳妇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身上的一些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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