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年头的怪事又何止这一件呢？！一个星期前，堂堂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就在开着的军区党委会上被抓走了，“隔离审查”的命令还是林彪亲自批的。

杨勇怔了一会，拿起话筒要通警卫员，“把那些人放了！”顿了一下又说：“从今天起，门卫、内卫一律加岗，如有人来闹事，统统给我堵在门外！”

“演习事件”刚过不久，也就是1967年1月21日凌晨，为敲定华北地区的一次军事演习而就寝于京西宾馆的杨勇，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竟在众目睽瞪之下被军区的造反派蛮横地抓走了。直接送到了预先准备好的军区大院批斗会现场。他被一些人强迫着驾了“喷气式”，还被戴上了用铁丝篓子制作的高帽，尖利的铁丝头在杨勇的头上划出了道道血口，鲜血直流。造反派们还野蛮地猛按那顶高帽，想让杨勇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

杨勇轻蔑地看了一眼那帮张牙舞爪的小丑，对着台下不明真相的群众，说：“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三不反毛主席。如果我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可是，他的呼吁和自白招来了一阵更粗暴的批斗。

从这天开始，杨勇迈上了比他所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时更长、条件更残酷的阶下囚征程。一小撮阴谋家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这位高贵的囚徒进行了无休止的残酷迫害，他的妻子儿女也横遭株连。但是他和他的亲人从没有绝望过，他们在抗争，在期待……

杨勇被隔离审查了，而且是一次彻底的隔离。林彪一伙为了隔断杨勇与外界的联系，常常在半夜里用遮得严严实实的汽车拉着杨勇在北京周围兜圈子，转上几个小时才又开到新地方，用这种办法把杨勇弄糊涂。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转，只要一到一个新地方，杨勇就能凭着黑暗中远方地平线上的轮廓和地形地貌，准确地说出这是哪儿，驻防的是什么部队。那些“护送”他的人常常又惊又怒，逼问杨勇是怎么知道的。

杨勇严肃地对他们说：“我的职责是保卫北京地区的安全，这些地方我都亲自来看过地形，布置过部队，有的地方还不止来过一次，作为一名军人，对于自己曾经勘察过的地方保持清楚的记忆，这是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能力，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说到这儿，杨勇又自嘲地说：“只有一点我确实没有料到，这些地方会成为你们关押我的看守所！”

为了防备警卫战士与杨勇处久了，产生感情，丧失“阶级立场”，战士们总是隔不久调换一批。然而，军人的感情是朴素的、真诚的，战士对功勋卓著的将军的爱也是无私的，在高压政策面前，他们有的不畏强暴仗义执言；有的表面保持沉默而暗地里对将军采取同情保护的态度。一位看守杨勇的年轻战士，曾冒着受处分的危险为杨勇买来鸡蛋、挂面，并再三劝慰杨勇说：“司令员，你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都需要您！”一位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部队干部，当着看守的面，对杨勇说：“司令员，您的身体怎样，要多保重呀！”像这样感人肺腑的事情在杨勇囚禁中是屡见不鲜的，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干部、战士关怀着他们的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