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卑鄙的是他们还千方百计地诱逼杨勇自杀。他们把杨勇关在五层楼上，撤去哨兵，窗户大开，桌上摆上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每当杨勇对这种逼供和折磨抗议时，总会有人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有一次，连续几天几夜审讯，杨勇实在熬不住了，就对他们说：“好吧，你们拿纸来，我按你们的要求交代，可得先让我清醒清醒……”话没说完，杨勇已经倒在椅子上打起呼噜来，整整睡了一天。专案组来催材料时，杨勇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真可谓“严刑何所惧，浩然正气来”。专案组的人气得暴跳如雷，罚杨勇站了16个小时，看着这些人变形的嘴脸，杨勇硬是紧咬牙关坚持着，不低头认错，结果弄得腿涨脚肿，连鞋子也穿不上，在这样的折磨下能活下来，除了坚定的信仰外，还必须有能够战胜自我的勇气和豁达。杨勇是威慑八方的将军，但他也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普通和乐观的凡人。环境再不好也吃得下，睡得着。有时，专案组的人折腾到半夜，全溜号吃夜宵去了，把杨勇一个人搁在那儿自我反省“问题”。杨勇可不管那套，专案组的人前脚走，他随后也跟着去了。他对专案组的责难反驳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你们审我是加班，我干了一天活又受你们的审也是加班，夜餐我也得吃。”噎得那帮人哑口无言，只会干发脾气。

将军不是文人墨客。自杀，也不属于曾历经无数死亡和挣扎的战士阶层！

1970年2月，邯郸裴堡农场生产连突然召集紧急会议，指导员对全连官兵说：“受上级命令，我们全连在看守一个叫‘老杨’的‘三反分子’。老杨是个大黑帮，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有严重问题的右派。我们与他斗争了好几年，都没能使他认识自己的问题，这足见其反动立场的顽固性……因此，把他下放到我们连里进行劳动改造，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作检查。”指导员讲完后，一位上级保卫部门的代表向全连宣布了不准单独与老杨接触；不准老杨单独活动；不准他邮寄信件，要寄必须通过上级党委；不准暴露部队番号；不准私自将报刊和有关文件给他看等“十不准”。而且扬言“如果”谁违犯了这“十不准”，要受党纪军法惩处。

就在动员会召开的同时，被称为“老杨”的杨勇正坐在一辆驶往裴堡农场的北京212吉普车里，当然还有随同前往的专案组的各色人物，这些人坐满了好几辆小轿车。杨勇望着窗外移动着的华北平原，禁不住思绪泉涌：

1946年初，为了使蒋介石政府同意“停止对抗，和平建国”的民众呼声，杨勇率部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参与了打退进攻解放区顽敌的邯郸战役，三战定乾坤，打得伪蒋部队人仰马翻，溃不成军。那是一个将帅、一个军人的骄傲……可现在呢？浴血奋战的沙场，却成了25年后的劳改场。人生何其矛盾、离奇！

刚进入农场的杨勇就感到了一种紧张、沉闷的气氛。他住在一排营房的角落里，单间，对面是专案组的宿舍，房梁连通，纸糊在玻璃上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监视孔。杨勇诚恳地对战士们说：“我是个有错误的人，十几年来脱离体力劳动，这一次是来连队锻炼的。请大家多帮助，有什么问题，也请同志们指出来，我一定虚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