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跨越了时空的宣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它是圣洁的祭礼，献给师长和战友。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还有仰慕一代元帅的各界人士都来为刘伯承送行。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一年后，彭德怀在庐山饱受折磨，承受了远比刘伯承悲惨的磨难。

同是中国革命的一代元戎、伟大的军事家，彭德怀与刘伯承两位开国元帅，他们在兵法谋略上的大智大勇，在革命生涯中的丰功伟绩很有相似之处。

然而由于各自的秉性、文化素养、处世风格不同，在错纵复杂的战争年代，他俩在若干问题上产生分歧，酿成误会，以致于形成纠葛。

这种误会和纠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或多或少地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甚至使两位老帅产生冲突。同是“军界元宿，塞上长城”，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究竟有什么误会，又有什么样的是是非非呢？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游击主义”的文章。“左”倾领导者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的教条主义战略，彭德怀将攻打南丰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指挥错误，记在了刘伯承身上。

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鲜为人知的误会，源自于1933年2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是1931年12月上旬进入中央苏区的。这位正值不惑之年、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的“留洋科班生”，由于资历甚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参与发动、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8月又指挥过南昌兵变，因此有着“党内吴孙”之美誉。

1930年10月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到达中央苏区后，始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5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

在同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被撤销职务后从前线返回。

在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时候，刘伯承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指挥红军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升职的1个多月后，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机关，由博古带领迁到了中央苏区。

博古等人甫抵瑞金，就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局，揽过了对中央苏区的领导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