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问电话和电报不断飞到大寨，县里也来了电话，说为他们拨了一笔医疗费。公社来电说组织了大批席子，给社员们盖临时住所。过了一天，县里又来电话，说上级拨给他们1000元！那时候的1000元，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陈永贵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感谢上级领导的关心，我们心领了。”

人们的猜测没有错，陈永贵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要任何援助。他宁愿累死，也要有英雄气。他要保住劳动模范，保住大寨的红旗，就不能让人挑出毛病。他要让所有人看着，他陈永贵能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他这个先进不是吹出来的。

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擅自作主是得冒着得罪全队乡亲的危险的。拒绝援助比抗拒灾害更难！

不要外援就已经不简单了，陈永贵还有大手笔。他提出不要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的“三不要”之后，又提出了一个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的“三不少”。

在大家艰苦奋斗的时候，陈永贵又制订了一个“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的计划。结果恢复土地只用了两年，三年社员就全部搬进了新房。当第一批上下两层的房子盖好后，他激动地围着新房转了好几圈，高兴地说：“过去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装上电灯、装上电话，不就成了吗！”

陈永贵顶住了最难顶的灾害打击和最难拒绝的各方援助，也令人信服地取得了最大成就。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中共山西省委号召各级党委党组织学习大寨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风格。

元旦刚过，陈永贵就接到去北京的通知！

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委和北京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报告会，首都一万多名各界人士，听他讲着大寨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故事。他从容不迫，条理分明，侃侃而谈。据说赵树理评价他，陈永贵没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是辩证法。一个庄稼汉，目不识丁，却在如此庄严的地方慷慨陈词，恰到好处地驾驭着那么多人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