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他写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逐一论述了。……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

任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共的文字，实在堪称20世纪中国反共第一人，也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1965年4月4日，任卓宣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等都亲自到场祝寿，祝寿礼堂挂满了赠送给他的屛联、书画和诗词，可谓盛况空前，荣耀一时。

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送的祝寿诗比较实在，其中有两句一语中的：“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