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平时比较得宠，但是碰到父亲的底线，他照样不留情面。小时候，我有一次上学眼看就要迟到，父亲坐车的路线和学校方向一致，母亲就提出让父亲顺便捎上我。父亲生气地说：“小孩子坐什么车，她有什么资格坐车。”

我们家早先住的房子，二楼和三楼，本来是给我们一家人住，水电费都在一块儿算。然而父亲觉得，房子太大，就表示，楼上一层让给其他干部住。家里一共有5个孩子，加保姆全家一共8人，住一层楼面仍然比较拥挤。我两位哥哥没地方睡觉，从小就睡在没有窗户的保姆房里。

粉碎“四人帮”后，组织安排给父亲住的房子大了。父亲一看，就把招待处的人找来，提出房租翻倍交。原来的房子房租是25元，他主动要求交48元。招待处的人一听，苦口婆心劝父亲，不要多交房租。但是父亲表示一定要交，招待处拗不过他。当时父亲的工资约300元，房租相当于工资的八分之一。

我妈妈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只要是父亲想做的事，她都全力支持。而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喜欢收藏字画，月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字画。这个爱好很多人都知道。按理说，他是拿自己的工资去买，那些字画当时也不贵，然而有人开会时就点名批评说，现在有些市委常委，老喜欢跑文物商店。“文革”时，父亲也因为这个爱好而挨批。我们一家8人，就靠我妈妈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妈妈月工资140元，去掉给保姆的25元等，剩下的才是给全家用的。家里节衣缩食，生活简朴。

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外出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次去南京开会，他什么人都不带，单枪匹马地去了。到了会场上，其他老同志都有警卫员陪着，就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主办方不放心，主动说：“王老，要不要安排一个人照顾您一下？”父亲当场拒绝。

离休后，按照待遇，本来要给父亲安排一位秘书，但父亲拒绝了。他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我现在工作不多，再配一个秘书跟着我，就是浪费，也影响秘书的个人发展和前途。”此外，按照待遇，父亲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差旅费可以报销，但是他从来不报。每次工作人员主动提醒说，有什么费用可以来报销了，父亲都会回一句：“没什么可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