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

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这个“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他一激动，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

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而是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上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念头，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

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颜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