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巴基斯坦民众来说代表着巨大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利益，然而这些利益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未得到好处的地区民众对走廊建设仍持一定的怀疑态度。瓜达尔港地处俾路支省，当地民众和巴基斯坦军方有着很深的历史积怨，而港口建设意味着军方在当地的势力扩大，当地民众和军方的矛盾凸显。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把中国卷入巴基斯坦复杂的国内政治中去。

当然，巴基斯坦与希腊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

首先，在希腊的外部投资一般都要求较高的回报，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性和开发性贷款，政策性优惠贷款利息为1.6%，远远低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市场的贷款利率（分别为5-8.5%和12%）。在利息偿还方面，巴基斯坦政府承受的压力远远小于希腊，且很多条款都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必要的调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其次，在希腊的外国投资并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主要依赖希腊本土的农业和旅游业，这些产业作为长期投资的价值不高，而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大多数为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着眼于10-20年后物流运输渠道畅通后稳定的收益。中巴经济走廊计划投资金额为620亿美元，其中约330亿美元在能源领域。

巴基斯坦地处中国和中亚、南亚和中东的重要贸易通道，联通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和石油输送，因此中巴经济走廊未来的收益多少取决于整个欧亚非大陆经济的整合程度及国际物流行业发展的情况。

巴基斯坦地图

此外，希腊的经济问题源于欧元区的基因，统一的欧元导致希腊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过高，不利于其对外出口，除非对欧元区的货币体系做出重大调整，否则这个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而巴基斯坦在货币金融等政策问题上完全自主，外国投资带来的外部性很小。

巴基斯坦可以如何脱困？

巴基斯坦政府债务问题不单是其自身公共政策方面面临的挑战。巴基斯坦地处整个“一带一路”地图中的核心位置，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一旦巴基斯坦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对中国来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一带一路”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

早在19世纪70-80年代，英国国内经济增长较之前有所放缓，伦敦吸引的大量国际资本开始到海外寻找利润更高的投资项目。此时英国北美、南美、非洲等地的殖民地需要修建大规模的铁路和公路，这些建设项目一般都有当地政府贷款或主权信用担保。因此英国对外投资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到了这些地区的铁路，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

尽管这些投资都有政府信用担保，当时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业发展也已初具规模，事实上都存在较大的风险。不同的是，当时的绝大多数投资都以民间资本的形式运作，英国政府不承担责任，也不需要担心资金的低效运作问题。此外，很多投资都来自英国以外的资本，只是由伦敦的专业投资者具体运作。

这给目前“一带一路”资金来源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一带一路”投资是否也能由中国国家政策性、开发性资金推动转换为民间资本驱动、吸引国际资本参与的模式，政府由建设项目的主导者换位为服务的提供者？这也许无法解决近期的巴基斯坦等国债务危机问题，但可能会避免出现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已有的投资项目应有合理的私营资本进入通道，允许民营和国际资本通过股权收购等方式参与“一带一路”投资。

其次，鼓励项目商业化运作，政府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渠道支持，而不是直接参与项目对接。

再次，由国际专业投行团队参与评估新项目的可行性，重新评估已有项目的盈利空间，对于没有前景的已经前期投入的亏损项目及时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