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时，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应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孙中山先生遗嘱之手法。此说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汪兆铭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铭本系孙中山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一部纪念文集中，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本文摘自《新上海 旧上海》，《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