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0 来源:自由
一、 经济“去实向虚”:失去根基的繁荣
要理解工党乃至整个英国政治的困境,我们必须将目光从唐宁街的争吵,投向更广阔、也更冰冷的经济现实。
英国经济的“空心化”,是一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慢性病。自上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英国便主动进行了“去工业化”的豪赌,将经济重心全面转向金融、保险、法律等高端服务业。数据触目惊心: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代的约35%,断崖式下跌至如今的不足10%。伦敦金融城的光鲜亮丽,与英格兰北部、威尔士等地老工业区的长期衰败,构成了这个国家最刺眼的地理割裂。
这种经济结构,带来了两个致命伤:
其一,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 金融和服务业犹如建立在流沙上的城堡,极度依赖全球资本流动和市场信心。一旦全球性金融危机(如2008年)或地缘政治动荡来袭,英国经济便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凋零,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创造稳定就业、进行技术迭代、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基本盘。当风暴来临时,政府发现自己手中几乎没有“硬资产”可以缓冲,只能依靠不断举债和货币放水,而这又进一步推高了通胀和生活成本,形成恶性循环。
其二,政策工具箱严重匮乏。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生产率长期停滞的“英国病”,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能打出的牌都少得可怜。减税?可能刺激金融投机,却无法惠及普罗大众。增加公共投资?钱从哪里来?早已债台高筑。产业政策?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熟练的产业工人,任何“再工业化”的蓝图都显得遥不可及。这就好比一位厨师,面对一桌只剩精致甜点而缺乏主食肉菜的宴席,无论他手艺多高,也做不出一顿能让所有人吃饱吃好的正餐。
斯塔默的工党政府,正是陷入了这个“无米之炊”的困局。他们被期待解决保守党留下的烂摊子,但自己手里,并没有能打开结构性锁链的钥匙。承诺的“变革”无法兑现,选民的自然反应便是用选票表达愤怒与失望。这并非斯塔默一人之过,而是整个英国政治经济模式走到尽头的必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