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5集反腐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成了热议话题，不少情节令人咋舌——

“小海鲜”成了行贿接头暗号，一盒“小海鲜”30万美元，一送就是9000万；有人收钱没够，说自己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有人赌瘾缠身，输光了竟向困难群众伸手，骗骨癌患者的救命钱；还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设计梦”，让商人出资，建造极尽奢华的私家园林……

除了看“热闹”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片中透露的新型腐败“门道”。

一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王富玉，涉案金额4亿多元。在搞“隐秘腐败”上，王富玉绝对是个老手。

2014年，茅台集团在三亚投资开发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请托王富玉帮忙承揽项目建设，王富玉就安排弟弟王富出面与沈某“合作”，自己在幕后操纵。沈某顺利中标后与王富分成，输送利益数千万元，王富玉让王富“代管”赃款。

除了弟弟，王富玉还把儿子发展为受贿“中间人”。其子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企业通过王斌向王富玉行贿6000多万元，换来后者在项目上的帮助。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王富玉这里成了“贪腐亲兄弟，敛财父子兵”。这些贪腐官员为降低败露风险，大搞障眼法、隐身术，借亲友或其他代理人名义收受贿赂，一旦东窗事发，便以“不知情”“未利用职务之便”等理由开脱。

与王富玉相似，云南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马林昆利用中间人绕开监管。他与妻兄合谋，借医疗设备采购大肆牟利，中间又找了一个代理商人掩人耳目。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也是利用中间人搞腐败的典型。他与弟弟周健勇一人从政、一人经商，通过弟弟接受商人请托，收受贿金达9000多万元。许多企业主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股权，以此换取周江勇在低价审批土地、给予优惠政策方面的帮助。

二

除了“中间人腐败”，还有“期权式腐败”。

判断官员有无受贿，需有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双重证据。假如官员滥用权力却未获不当利益，证据链就不完整。为此，一些官员决定“延迟满足”，推迟获利时间，将受贿“期权化”。

王富玉就是这样，替人办事时先不收好处，等退休后再主动打电话挨个提醒商人“兑现承诺”。前面说的“借助中间人”是打空间战，隔开距离；“期权式腐败”则是打时间战，拉长线钓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