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反击之拳：三类措施层层递进（第九条）‍。

一旦被认定为“不当域外管辖”，第九条规定的反制措施将立即启动，分为三个层级，可单独或组合使用：

人员制裁：包括拒发签证、注销签证、驱逐出境、取消在华居留资格等。这直接针对相关国家的决策者、执行者及其关联人员，施加个人成本。

经济绞索：这是核心手段，包括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资产；禁止或限制与我国主体进行交易、合作；禁止或限制有关组织和个人入境；以及限制或取消其相关行政许可等。这相当于直击对方的经济命脉，用对等的市场准入和资产安全作为筹码。

终极威慑：“其他必要措施”。这一留白条款充满战略模糊性，意味着东大可以根据事态发展，保留采取任何升级行动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外交、军事（非战争行动）、科技等领域的进一步反制，形成强大的心理威慑。

第四，法理之盾：立足国际法与对等原则（第四条）‍。

东大此举的高明之处在于，每一步都站在坚实的法理基础上。《条例》第四条开宗明义，强调反制措施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并基于对等原则”采取。这堵住了那些惯于指责他国“破坏国际规则”的国家的嘴。东大不是规则的破坏者，而是以国际法为武器，反击那些滥用国内法、践踏国际规则的行为。这是一种“以规则对规则”的高水平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