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试图通过牺牲中国战俘和平民的生命，来测试异种血液（尤其是马血）在人体内的耐受极限与存活时间，妄图找到一种能够替代人血、随时可从军马身上获取的战场失血急救方案，从而挽救日军士兵的生命。

然而，剥开“战地急救研究”的伪装，其实验目的早已超越了常规的医疗范畴，沦为一种以“科学研究”为名的系统性人体耐受测试。

在实验中，日军不仅向受害者大量输注马血，还采取了割开颈部阻断颈动脉血流、连续三天进行镜检等与治疗完全无关的极端处置手段。

这些行为表明，日军意在将活生生的人彻底物化为“实验耗材”，通过观察受害者在被放血至濒死、再注入异种血液后出现的高热、恶寒、血尿等剧烈排异反应，来系统性地收集人体在极端伤害下的生理崩溃数据。这种对生命毫无底线的践踏，是为了满足其军事医学研究中对“绝对数据”的贪婪渴求。

更深层次地剖析，这一实验是日本军国主义自上而下、有组织地推行国家暴力犯罪的缩影。

作为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军医团杂志》，不仅公开发表了这份活体实验报告，还收录了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众多731部队核心成员的细菌战及人体实验论文。

这说明，将动物血注入人体的暴行，在当时日本军方医学界已被视为“公开的秘密”和值得炫耀的“学术成果”。

其根本目的，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全方位的生物与医学支持，将反人类的暴行纳入国家军事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