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制造一场“外部危机”成为最便捷的政治避险手段。柬埔寨参议院主席洪森高调宣称“泰国侵略”，现任首相洪玛奈紧急致信联合国安理会，国内主流媒体连续数日渲染“民族存亡”“国土沦陷”——这一套组合拳，成功将公众注意力从“清剿电诈”转向“抵御外侮”。历史经验表明，当政权合法性遭遇挑战时，塑造外部敌人是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政治策略。洪森虽名义上退居二线，但其家族仍深度掌控军政核心；其子洪玛奈初掌大权，亟需通过强硬姿态巩固军方与民族主义阵营的支持。边境冲突，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政治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冲突爆发后，柬埔寨政府迅速将焦点引向“主权受侵”“文化遗址遭袭”等宏大叙事。这种操作手法，更像是舆论动员——目标不是夺回土地，而是转移注意力从而稳住民心。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打击电诈会给柬埔寨的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且复杂的压力。这种压力源于一个核心矛盾：电诈产业规模庞大，为部分地区带来了实质的短期经济利益，影响大量上下游产业，尤其是柬埔寨权贵家族的利益，再加上打击电诈的支出会增加，这些都会让柬埔寨当局压力巨大，内部矛盾会出现短期的大幅增加。

第二，泰国部分势力也可能借冲突制造混乱窗口，为灰色交易腾挪空间

表面上看，泰国是打击电诈的积极合作方，但泰国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军方、地方豪强与部分政商集团，长期从电诈产业链中分润——或通过提供“保护伞”，或通过控制地下钱庄洗钱通道，或通过发放博彩牌照变相合法化非法收益。譬如，泰国前任总理佩通坦就想把柬埔寨的电诈分子在泰国洗白，直接变成泰国的博彩业，结果最终她也因此与柬埔寨当局闹翻而下台。当六国联合机制推动全面打击电诈时，这些既得利益者必然寻求缓冲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