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官僚与“核能村”：尾大不掉的系统病灶

任何技术风险，最终都可追溯至人为与制度因素。日本的核能管理，深陷“官僚懈怠”与“利益集团铁三角”的泥潭，这是比任何技术缺陷都更致命的病灶。

战后，日本为发展核能，形成了以经济产业省（及其前身通产省）、各大电力公司、核工业供应商及部分学术界人士为核心的“核能村”。这个封闭且强大的利益共同体，长期主导国家核政策，强调核能的“国策”地位与安全性，压制不同声音，甚至被指操纵安全评估、淡化风险。监管机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虽在福岛事故后改组，意图增强独立性，但其能否真正摆脱历史惯性及产业界的无形影响，仍需打上问号。

在具体运营中，则充满了“官僚式”的麻木与侥幸。标准制定流于形式，安全检查沦为“走过场”，事故预案纸上谈兵。福岛事故前，东电公司多次被揭露篡改安全数据、隐瞒隐患；事故中，应对失措、信息混乱。到了“普贤”的退役阶段，这种系统性懈怠在“低优先级”的退役作业中再次显现——或许在决策者潜意识里，退役期的风险已被默认为“可接受”的次要问题。

这种‍“重建设、轻运营；更轻退役”的短视文化，是植入日本核能管理体系骨髓的基因缺陷。当建设热潮退去，留下遍地需要精心呵护、代价高昂的“核遗产”时，系统的迟钝、资源的错配与责任的逃避，便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