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洲的沉默与“大西洋共识”的破产

伦敦会晤中，欧洲领导人们脸上的忧虑是真实的，但他们的无力感同样真实。他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炮弹、资金、训练，但他们无法提供一样东西：替代美国的安全保障。当华盛顿的决策核心明确转向“交易”而非“胜利”，欧洲的“支持”就变成了无源之水。

法德等国此前推动的和平倡议，为何始终雷声大雨点小？根源在于，乌克兰危机的最终解决框架，主导权从来不在柏林、巴黎，更不在基辅，而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欧洲充其量是重要配角，有时甚至是需要被安抚或压制的对象。特朗普的“最后通牒”，不过是公开承认了这一残酷的权力现实。

所谓的“大西洋共识”在“美国优先”的回归面前，脆弱得如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旧纸堆。欧洲的沉默，不是赞同，而是战略失语。他们既无力改变华盛顿的决策，也无力承担乌克兰彻底崩溃后涌向自身的难民潮、安全真空与地缘灾难。于是，他们很可能被迫成为这场“强制和平”的尴尬见证人，甚至协助者，为那份充满妥协的文件提供一些经济重建的甜头，以减轻自己道德上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