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选举政治的选举党，而是使命党，它要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为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负责任，所以整个国家范围内都有国土主体功能区的建设规划，根据这个规划，我们必须保障好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安全，保护好冰川、湿地等生态资源，必须推进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岩溶地区的石漠化综合处理、京津地区风沙源源头的治理等等。

第二是大开放，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文件，你可以看到一些关键词是在不断演变的，最初讲的是“打基础”，后来是“大开发”，这次用了“大开放”。这是战略和理念上的一种飞跃，在“大开放”中，中央要求西部从全国开放的“末梢”走向“前沿”。换句话说，刚才提到的所谓“雁型模式”正发生巨变，其实这种巨变早就开始。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我们努力推动各项要素的流动，中国内陆从对外开放的后方一跃成为前沿，比方说欧亚班列使新疆、四川、重庆、郑州、西安等等，都成为对外商贸开放的前沿。

西安在打造中欧班列的集结中心，形成承东启西、承接南北、贯通欧亚的重要的商贸物流大通道和大网络。

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还有巨大的潜力，比方说整个西部地区的GDP大概占全国的20%，但是外贸的比重现在还不到7%、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才7.6%，换句话说，西部还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第三个关键词是高质量，主要是指解决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中央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即2020年，西部地区要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要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

过去说西部的优势，一般讲的是土地、原材料、资源、劳动力，现在有“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大数据、云计算、高铁等新的优势。

最后就是新格局，讲白了如果上面三个工作都能做好的话，那么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也就形成了。

但我们还要了解实现新格局的主要抓手。我想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不仅要有目标，还要有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或者抓手。这里从两个角度给大家谈谈抓手：

一个就是从西部地区的内部来看，城市群的推动是一个主要抓手。

在中央《指导意见》中提出，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包括15个城市，人口9500万；还有以西安为中心的十来个城市，人口近4000万的关中平原城市群，通过这样的城市群来引领西部地区开发，成为核心引擎。

还有在南宁，包括南宁在内的12个城市抱团形成的北部湾城市群。城市群就是新的增长极，中央要求城市群内要有特色功能区的积极错位，实现有分有合的特色发展。所以，中国发展的空间布局，是中国模式很精彩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