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内外部环境变化必须顺势调整经济发展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刘鹤解释，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为何提出新发展格局，刘鹤表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遇到的诸多问题是中长期的，不少问题以前未曾经历，需要从战略角度深化认识和有效应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化解挑战就是机遇。

一方面，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经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关联方式，要求发展方式与时俱进。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解决这一矛盾，要求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关口，我们要主动适应变化，努力攻坚克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这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新世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呈现趋势性变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收缩，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走访广州、深圳多家科创型企业，多位科创型企业的创始人对记者反映，国内实行经济双循环的一大背景，就在于我国目前仍有不少产业存在上游核心原材料供应的短板，关键零部件供应“卡脖子”，长期被国际少数几家供应商垄断，而国内在这些领域存在空白。

“受疫情影响，全球电力芯片供应紧张。尽管国内企业复工复产恢复得较快，但国外复工复产进度缓慢，我们的产品所需的不少芯片在国内尚没有企业在做，一些关键芯片虽然技术门槛并不十分高端，但全球可能只有一两家企业在做，国外芯片厂商的产能受影响后，就会影响我们的产品生产进度，目前这一供应链问题较为突出，希望未来国内市场也能尽快填补部分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的供应空白。”深圳纳德光学有限公司创始人彭华军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此外，这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从需求潜力看，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不断扩张。从供给能力看，我国储蓄率仍然较高，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从供求双方看，我们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促进内外双循环的诸多条件，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

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是什么？

新发展格局有着丰富的内涵，刘鹤在文中详细解释了何为新发展格局。他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科学指导实践，需要把握好几个重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