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会出现剧烈分化，大国格局的权力重心将发生转移，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改革前景。从经济动能、大国格局与国际体系等几个重要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十四五”期间将加速演进。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人类近现代化以来任何大国崛起所经历的外部条件都更为复杂、困难和多元。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空前关注，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白热化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等，都在以连环套、共振型的方式构成中国崛起的外部“逆势”。

第一，中国是近代工业化以来高度考量生态变量、敢于担当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早期殖民扩张，还是后来的工业转移，西方工业化进程几乎不必为破坏他国生态、污染气候环境而付出额外的发展成本。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对气候变化空前关注，使得哈佛大学教授沃兹曼所说的 “从地狱来的问题”变为诸多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枷锁，也成了影响中国崛起的新外部变量，这与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世界迥然不同。

2015年，《巴黎协定》缔约方达成全球性共识，要把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这意味着全世界要迅速、全方位地实现能源与发展大转型，包括但不限于2030年前全球煤炭消费减少2/3以上，2050年前停止使用煤炭发电，可再生能源供电比例提高到85%。这对煤炭耗能比重长期占60%左右、电量需求连年高速上涨的中国来讲，无疑是从未有过之大国崛起的外部约束。

中国的战略雄心与国际责任观在于，不仅高效完成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所承诺的中国“2020年目标”，更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但中国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产品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外部生态约束无疑急剧增加中国发展转型的难度与压力。

第二，中国是500多年来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圈、不得不防止被联合压制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或是20世纪崛起的美国、日本、苏联，本质上都是同质文明内的国力位次与权力份额之争，对外殖民或侵抢他国时，往往保持着勾连与分赃之态。无论是清末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还是合力瓜分非洲，都是西方“内争外合”本质的典型例证。

中国崛起不可能推行过往西方列强均势平衡的“联盟外交”，更不可能重复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套路。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国际格局“东升西降”表现出的空前焦虑与敏感心理，一些区域强国对中国崛起的“羡慕、嫉妒、恨”，打着“规则”旗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很容易形成压制中国崛起的共识。

中国对外交往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落入被集体围攻的布设陷阱中。加之数字时代万物互联，各类外部金融风险传导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与重塑预期，边境领土争端不断，极端势力活跃，以“卡脖子”为目的的科技脱钩与数字压制等因素，当下的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显然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

第三，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承诺不侵略他国、愿意和平发展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数十年前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永远不争霸，还是近年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是新冠疫情期间在医疗物资、疫苗等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全力援助他国，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彰显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性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