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随即找到了《东京一年》中蒋方舟在交流会上的发言，蒋自述其母亲对年幼的她说“中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小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而她的警察父亲也附和说是的，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手铐假装扣在蒋手上，吓得她大哭起来。

蒋描述那场对话会的主题是“在事实与真实之间”，而蒋所拟的题目是，“仅仅因为事实超越想象，我们便为其贴上虚假的标签”。

二、

根据官方介绍，国际交流基金是日本外务省管辖的一个独立行政法人。其主要活动范围是文化艺术交流、推进日本之外的日语教育，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日语教师培养、日本研究、知识交流等。

国际交流基金是日本唯一在世界各地综合实施国际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国际交流基金是日本之外地区日本语能力测试的主办者，因此在世界各地拥有较高的知名度。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

《日本新华侨报》总主笔蒋丰透露，基金会本身就是日本外务省下面负责“大外宣”的一个组织，任务是树立日本的国际形象。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当年熊培云来日本，跟蒋丰见了一面，做了一个访谈。后来这个内容也写进了他的书里。蒋方舟那次来日本后，他们一起在国内的“圆桌派”做过节目。后来蒋方舟出的那本关于日本一年经历的书他也翻了一下。蒋丰说，这两本书给他留下的总体印象都不深。

先不说日本这个举动的性质怎样，它反映出一个方向，就是日本当时把公共外交的努力放在了平民化“大V”身上，作为他们“渗透”或者说是拉拢的对象。日本方面邀请的人都不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在相关学术方面也都没有什么有影响的成果。他们在对日本的认识上，更像一张白纸。但这些人在公共舆论场有影响力，有粉丝。

日本外宣的方法之一，就是对民间做工作。为了形成民间基础，着重围绕“大V”的点击率、粉丝量来做工作，这是日本公共外交新的招数。实话实说，日本公共外交是有特色的，之前是经济先行，文化相伴。现在是高端先行，平民跟上。

中日公共外交话题之所以变得敏感，我理解，首先是有中日关系大背景变化的因素在里面。尤其是首相换届之后，中日关系一直呈现下行趋势。

其次，中日之间民间互动大大降低了。2019年中国赴日1000万人次，2020年新冠疫情后直接就到零了。2019年赴日中国游客同比增幅虽然达到14%，却只是2014年至2015年期间增速的一半。因为中日关系中不利的或者冲突的一面，民间相互沟通和互动减少了，总体氛围肯定会变化。

第三，日本也在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对华态度基本趋于一致，让日本一些政客更加有恃无恐，更趋向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