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韶山。一名对中国革命前途忧心忡忡的年轻人正在思考：“中国革命过去一切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昏暗的油灯下，他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敌友之问，价值何在？流血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事关一个民族的存亡绝续。

当日寇铁蹄致使神州陆沉，“最大之忍耐”换不来“友邦之政治调节”，中国人民已经忍无可忍！

然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仅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几乎所有的军事力量用于对共产党和红军及其各根据地的围剿，还假借他人之口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中明确宣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友”非“敌”，并一再强调妥协高于一切、胜过一切，抵抗必遭失败的理念，甚至提出“三日亡国论”。

难道侵略者真的不可战胜？事实绝非如此。猖獗的日寇在秘密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倘彼时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

由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继续侵占华北，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冲在最前线，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

1935年8月1日，尚在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表示愿意以“抗日救国”为准则，同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抗日。对于国民党，也以民族大义为重：“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这份又名《八一宣言》的宣告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源。

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央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和牺牲。贺龙元帅之女贺晓明披露红军将士改编时的困惑：“红军改编，许多干部、战士想不明白，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思想上不接受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贺龙对官兵饱含深情地讲：“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目的是让我们不当亡国奴。”

历史不会说谎，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和家国情怀。前往延安采访的托马斯·亚瑟·毕森感慨：“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倾其所有，竭力推动团结的潮流。”他在《1937，延安对话》中写道：“他们强调的是民族大义，要把占领了东北、入侵了内蒙古及华北、眼下正威胁要发起更大进犯的日本人彻底驱逐出去。这，才是高于一切的需要。为了能以中华民族之全力对付日本而采取民族大团结，奠定了主旋律的基调，出现在共产党发出的所有声明中。”

有一段为国共两党的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写的话，深刻映照着那个在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统一战线下，没有党派之分、没有阶级之别、没有地域之隔的众志成城的中国：“一起钢筋，一起铁骨。一起仰天，一起长啸。一起森严，一起壁垒。一起杀倭，一起驱鬼。一起冲锋，一起陷阵。一起前赴，一起后继。一起苦撑，一起待变。一起艰苦，一起卓绝。一起肝脑，一起涂地。一起成功，一起成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