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取决于军事行动能否被压回“有限”范围。美军11月3日对格什姆岛实施打击后，特朗普称其为“小规模攻击”，并强调不是战争；伊朗则保持最高防御级别，要求美方回应其条件。这种表述差异本身就埋下风险：美方希望把冲突控制在可管理的威慑层面，伊朗却可能把每一次打击都视为持续侵略。如果后续出现新的定点打击、无人机袭击、油轮触雷或商船遇袭，双方都可能在“有限回应”的名义下把烈度推高。

第三，取决于海峡的物理安全能否被独立核验。和平不能只靠外交声明，还要看航道里是否还有水雷、无人机和导弹威胁。国际海事组织此前已表示无法确认水雷是否清除，商船通行安全没有保障。即便美伊达成临时安排，船东和保险公司也不会立刻把海峡视为安全水域。战争险保费、护航安排、替代航线、排雷责任、事故调查机制，都会直接影响商业航运是否愿意回归。

第四，取决于调解方能否把临时降温变成可执行框架。卡塔尔、巴基斯坦、阿曼等地区国家一直在传递信息、缩小分歧，阿曼还提出建立联合技术机制、推动局势从缓和转向可持续共识。但调解方缺少强制担保能力，它们能促成对话，却难以保证任何一方在履约后不反悔。没有第三方核验、没有分阶段执行机制、没有违约后果，任何“两天开放”的承诺都可能在下一次袭击或政治表态中被推翻。

第五，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是否允许妥协。中期选举后，美国国内对伊朗政策可能出现新的压力：一部分力量希望尽快结束冲突、稳定油价；另一部分力量则可能主张继续施压，甚至不排除新的军事行动。对伊朗而言，任何让步都必须在国内政治中解释为“捍卫主权”而非屈服；对美国而言，任何放松制裁或解冻资金，也必须被解释为换取安全收益而非承认失败。双方都受内部政治牵制，这使得“先停火、后谈判”的技术路径比表面看起来更难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