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答案藏在枪械的社会角色变异中。在郊区的靶场，枪支是“男性气概的玩具”；在沃尔玛的货架，它是“家庭防卫的符号”；但在ICE的装甲车和战术头盔前，它成了无关紧要的烧火棍。美国步枪协会（NRA）年年高呼“枪支赋予自由”，却从未组织过一次对执法暴力的实质性反击。当子弹从政府配发的制式枪管中射出，民间武器的“反暴政”使命，似乎自动切换为“仅限对抗非国家主体”的隐藏条款。

二、ICE的“准军事化霸权”：降维打击民间武装

要理解这种沉默，必须审视ICE的战术升级。9·11事件后，美国国土安全体系的重心向“内部安全”倾斜，ICE的特工不再是传统的移民官员，而是配备AR-15步枪、装甲车和实时情报网络的准军事单位。他们依托《爱国者法案》扩大的执法权限，往往以“移民审查”为名实施高强度突袭，其火力配置和行动协同能力，已远超普通民众的防卫想象。

军事分析师常提到“不对称战争”的概念，但在ICE与民众的对峙中，这种不对称被推向极致：特工享有司法豁免权的潜在庇护、跨部门情报支持、以及压倒性的火力投射效率。相比之下，民间枪主多为散兵游勇，缺乏组织化指挥链和应急响应网络。更讽刺的是，美国法律对“合法自卫”的界定极端苛刻：向执法者开枪，即便对方涉嫌程序违法，也大概率被认定为“袭警重罪”。第二修正案赋予的“反抗权”，早在司法实践中被悄然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