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层看，这反映了美国对 “竞争力衰退”的恐惧投射。当自身在新能源汽车、光伏、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而国内政治极化又导致产业政策步履维艰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领先者污名化，给追赶者设置障碍。警告英国，既是阻止资本与技术向中国汇聚，也是试图延缓欧洲（通过与中国合作）在新兴产业上可能获得的“加速度”。这本质上是一种“如果我跑不快，那就给你的跑道挖坑”的消极竞争策略。

二、 伦敦的“现实主义转身”：从“特殊关系”到“机会主义求生”

斯塔默政府顶着华盛顿的压力率庞大商团访华，并高调宣布“必须抓住中国机遇”，绝非单纯的政治作秀。这是英国在后脱欧时代、地缘政治夹缝中，基于残酷现实计算的“国家生存指南”的一次务实演练。昔日“日不落帝国”的骄傲，如今必须向“生计”低头。

其一， “全球英国”需要实实在在的“铺路石”。脱欧后，英国亟需重塑其全球经贸网络，证明自己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后依然能活力四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最具活力的创新策源地之一和绿色转型的关键力量，是无法忽视的“超级存在”。阿斯利康的150亿美元加码投资、金融服务业对中国的持续看好，都是真金白银的选票。利物浦引入奇瑞欧洲总部，看中的是就业、税收和产业链升级，这些是任何地方官员都无法拒绝的政绩。当“特殊关系”不能当饭吃时，“务实关系”就成了首选。

其二， 在大国博弈中扮演“灵活的关键角色”。英国深谙均势之道。完全倒向美国，可能意味着失去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并在新能源、数字科技等未来赛道上自我设限；完全疏远美国，则政治和安全成本无法承受。因此，斯塔默试图走一条“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钢丝，或者说，是在两大经济体之间充当一个不可替代的“桥梁”和“中间商”，最大化自身的战略价值和议价能力。这种“两头下注”或“双向套利”，是中等强国在霸权竞争中的经典生存智慧。特朗普的警告，反而可能让英国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这种“枢纽”价值的珍贵，并更刻意地经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