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想国的褪色:欧洲安全观的深刻嬗变
芬兰的退约,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这个国家曾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是社会稳定、高福利、高人道主义标准的北欧典范。它的转向,比波兰或波罗的海国家的类似举动更具冲击力。这说明,当前的安全危机已经深度动摇了欧洲核心区域的战略认知。
冷战的结束曾让欧洲充满“历史终结”的乐观。欧盟的一体化、北约的转型,似乎预示着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价值观为导向的安全共同体即将诞生。《渥太华禁雷公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诞生的标杆,它代表了人类试图用道德和法律约束战争暴力的崇高努力。欧洲是其最坚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然而,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近几年的地缘政治地震,彻底击碎了这场幻梦。乌克兰危机及其长期化,让欧洲直面大规模传统陆地战争的现实。北约的东翼国家感到“唇亡齿寒”,它们不再相信仅凭政治承诺和经济相互依存就能保障安全。安全,重新被定义为最原始的、基于武力和威慑的生存能力。 在这种认知下,一切武器都只是工具箱里的选项,道德评价被置于次要地位。
笔者观察到,欧洲的安全观正在发生一场静默但深刻的嬗变:
从“价值优先”到“生存优先”:当生存受到直接威胁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则和价值观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从“联盟依赖”到“自主加固”:尽管仍依赖北约集体防御,但各国,特别是前沿国家,前所未有地强调自身国防力量的强化,包括重新评估所有可用的防御手段。
从“拒止潜在风险”到“准备最坏情况”:战略规划不再只是防止冲突,而是为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大规模的国土防御战做准备。地雷正是这种“最坏情况”准备中的一环。
这种转变使得欧洲内部也出现了裂痕。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可能仍对人道主义原则抱有更深的坚持,但与东翼的“前线国家”之间,在安全紧迫感与手段选择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温差和理解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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