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这一动作如巨石投入历史长河,激起层层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担忧涟漪。
从法案内容看,日本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野心昭然若揭。“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涵盖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负责审议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成为情报收集与分析活动的指挥中枢,地位堪比日本版“中央情报局”。

这一举措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做法如出一辙。历史上,日本曾有“特高课”,即“特别高等警察课”。最初它是日本国内情报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也纷纷设立。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便是特高课头目,川岛芳子、南造云子等也在华夏大地犯下无数血债。特高课通过残酷手段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特高课在其中大肆抓捕和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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