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的解读以及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这些受害者实际上是1938年秋季在中国境内被日军抓捕的战俘或平民。

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沦为日军测试异种血液耐受极限的“实验耗材”。

进一步分析日军在华实施人体实验的系统性运作模式，可以发现这些实验对象的来源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组织性。

在侵华战争期间，以731部队为核心的日军细菌战与人体实验网络，通过所谓的“特别移送”制度，系统性地获取活体实验对象。

根据吉林省档案馆等机构披露的档案，日本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任何法庭审判，便将抓捕的抗日谍报人员、爱国志士以及普通平民直接移交至731部队等实验机构。

只要被日军认定为“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员，无论是原八路军战士、东北抗联战士，还是普通的农民、伐木工，都会成为这种惨无人道实验的牺牲品。

因此，这23名被强行注入动物血液的受害者，极大概率正是通过这种“特别移送”渠道落入日军魔爪的中国抗日志士或无辜平民。

他们被剃成光头，关押在戒备森严的特设监狱中，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上实验台。

日军先将他们放血1200至2500毫升，使其陷入意识完全不明、皮肤泛出“尸体般颜色”的濒死状态，

再强行注入马血、鸡血等异种血液，并在受害者出现高热、恶寒、血尿等剧烈排异反应时，冷眼记录数据，甚至割开颈部阻断血流进行进一步观测。

这些无名受害者的遭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的缩影。

他们不仅是日军异种输血实验的牺牲品，更是整个日本国家暴力机器系统性犯罪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