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杜特尔特在努力维持菲律宾在世界大国之间平衡的同时，也维持着与其他力量，如东盟国家间、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间的战略平衡。 这既与杜特尔特拥有处理菲律宾国内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群体关系的经验有关，也是菲律宾需要平衡多元世界各种力量的战略选择。

这种情况不仅广泛存在于东盟内部各成员国，在世界上某些地区也非常典型。通常一个寻求战略平衡的国家领导人到访耶路撒冷，会分别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与双方领导人进行交流。如果杜特尔特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取得突破，他的国际地位将不可限量。

杜特尔特与特朗普

当然，考虑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试图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巴以双方会更加看重美国的实力和承诺。杜特尔特是否会作出类似的政策选择，以及能否成功，仍不得而知。毕竟巴以和平问题积重难返，菲律宾是否具有推动该进程的分量，也尚令人怀疑。

第四，值得关注的是，杜特尔特执政以来确实没有访问传统的美欧国家，显示出其外交政策的特殊偏好。 这一方面是因为菲律宾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较为深厚的友好合作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近期的舆论对杜特尔特的负面报告较多，引起了他的不满。

然而，从趋势上看，杜特尔特没有打算恶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更多是让这些国家从战略利益上考虑菲律宾的重要性，从长远出发维持与菲律宾的传统关系。杜特尔特不会堵住与这些国家发展和改善的渠道，但更希望这些国家能公平公正地看待其促进国家建设的各种政策。

杜特尔特拒绝“朝见”特朗普，实际上则是在待价而沽

当然，菲律宾是一个尊崇高度民主自由的国家，国内出现对政府任何外交政策选择的评判和批判都很自然，也很常见。当阿基诺三世政府高度依赖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闹事时，国内也出现过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人提出要弹劾他。

当前，菲律宾国内出现担忧杜特尔特政府与中俄改善关系的不同声音，对菲律宾来说实属正常。然而，这种存在不同声音的情况都应该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更多是以菲律宾而不是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为导向，且不能无中生有，影响和破坏菲律宾的外交环境。

另外，杜特尔特政府也不能盲从国内外舆论，而要从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出发，才能够让其全方位、等距离、友好的外交政策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