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中国正同沿线国家一道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之际，中国在西部和西南的陆上方向更需要维持比较可靠的战略稳定，而印度恰处在其间的关键位置上。因此，中国出于对中印传统友谊的爱护、出于对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尊重、出于对维护陆上安全和战略稳定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仍将印度视为友好的伙伴和团结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也并不排斥印度的参与。

但是，“定位和认知对方”这个问题，在印度方面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往往由其对整体形势的判断和对对方行为体身份性质的认知来决定，将对方看成一个什么样的行为体（是敌是友？），往往决定了该行为体如何对待对方。我们虽满怀善意将印度视为可团结的伙伴，但印度未必抱着同样的善意心态和思维方式来看待我们。实际上，印度向来顽固地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没有多少真心诚意地将中国视为可信赖的伙伴，这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首先，在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和竞争层面，20世纪90年代初，中印的人均GDP尚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而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已是印度的5倍，增速仍充满动力，中印两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在近年差距越拉越大，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十分明显。

尽管莫迪政府自上台伊始就十分强调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振兴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印度缺乏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与中国相比差距甚大。

综合国力的明显不对等，加之对历史上中印1962年边界战争的苦涩回忆，印度在中国面前一直有强烈的被压制感和屈辱感，在印度社会，调动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总是很容易，中国一直被印度视为必须赶超且“战胜”的对手。

其次，在地区层面，印度向来习惯以南亚霸主自居，对邻邦小国往往非常粗暴蛮横，手段十分强硬，但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又往往自惭形秽，极不自信，在面对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稳步上升的局面时，印度十分焦虑但倍感无力。这种既以霸主“老大”自居、又对强大邻国很不自信的两种极端心态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一种矛盾情绪，即对这个强大邻国在其自认为属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南亚地区的一举一动都充满警觉、敌视乃至风声鹤唳。

印度向来将中国同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视为中国染指南亚的“桥头堡”，而在“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上，印度表现往好了说也是消极的，甚至以“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印度领土主权”为由阻挠“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推进，并在近年对周边小国如尼泊尔、斯里兰卡国内政界和高层产生的对华友好倾向采取粗暴干涉的做法，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此次洞朗事件的发生，就有国内学者指出，是印度高层精心策划所致，其真正目的可能是企图干扰中国的“一带一路”，一举扭转中印两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态势，加强印度对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小国的控制。至少，印度向中国传递出来的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消极信号，是十分明确的。

再次，在全球治理层面上，中印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中国是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发起者、倡导者和重要的参与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众多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机制的主要推动者，其国际影响力不是印度能够比拟的。

印度向来主张要在国际舞台上推行其“有声有色的印度外交”，并且充满了大国雄心和抱负，但它至今仍没有加入很多重要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也难以在其所加入的组织和机制中施展其所希冀达到的领导角色。更关键的是，印度将它在许多国际组织中的“碰壁”，都归咎于中国的“使绊”和“挑拨”，如印度争取联合国“入常”受挫和未能在2016年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等，它都认为是中国在背后使的坏。这就使得印度在深感“壮志未酬”、“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同时，对中国耿耿于怀。

上述三个层面的印度对华敌视心态，是印度自1962年以来对华持续的普遍性心理，而具体到此次洞朗对峙事件，则要把视线落实和聚焦到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莫迪政府上。

一方面，莫迪政府继承了印度上述这种历来的对华心态，结合自己的“雄心抱负”，寻求对华战略讹诈和所谓“反制”，试图一举改变中印之间极不对等的战略竞争态势；另一方面，莫迪之所以敢于在本无争议的边境地区“搞事情”，采取这种战略冒险和“悬崖策略”，源于他一系列“迷之自信”。

例如他自认为在推动了“废币”运动等强力政策后，他对印度国内政局和社会的控制达到了空前强有力的程度，可以调动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力量对中国进行一场“舆论整体战”；又如他身边的许多政界和军界的高层一直在围着他鼓吹“印度强大”、“印度必胜”的神话，增添了莫迪同中国叫板的底气；再如他误判了国际形势，认为美日等国家会支持他的战略冒险行动，自诩有“大国撑腰”；还如他误判了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信心和决心，自认为中国不愿意冒扰乱国内外政治外交大局的风险来同印度强硬到底。

总之，此次洞朗对峙事件彻底暴露出莫迪政府的对华心态，他将中国视为对手乃至敌人，在某些方面如金砖峰会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议程上，或许可以合作，但恐怕很难成为密切、友善的伙伴，这同之前所述的中国对印身份定位和认知产生了很大落差和错位。

事件影响究竟有几何？

对洞朗对峙事件影响和后果的判断与分析，同第一部分对该事件结束双方的利弊得失的判断与分析，存在着逻辑上的连续性。如果我们将这次事件的结束视为对印外交的“胜利”，那么我们对事件影响和未来走向的判断和预测就会趋于乐观；但如果我们认为此次事件我们“得不偿失”或“得失相抵”，那么对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就会趋于谨慎甚至陷入悲观。事实上，从目前中国舆论界对事件影响的讨论来看，上述这几种判断都有一定的市场。

中印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错位主要在于：就中国而言，在事件的开始阶段，虽然对于印度越过本无争议的边界线进入我固有领土比较吃惊和愤怒，但总体而言仍将其当作常见的边境对峙事件和一般性的外交事件进行技术性的处理。

后来，我们愈发认清这是印度莫迪政府的精心策划和有意为之，态度愈发强硬，但同时国内也出现了关于此次事件会否影响两国关系的担忧，考虑到中印关系大局以及更宏观的政治和战略安全利益，我们依旧保持着高度的战略克制。

最终，通过两国高层和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双方选择在巧妙的时机，实现了此次事件的和平解决。对中国来说，我们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基础上，注重手段方式的灵活运用，达到了和平解决事件的目的。

而对于印度而言，如前所述，此次对峙事件是莫迪政府自导自演的闹剧，是对中国的战略讹诈，其真正的目的并非为了侵占洞朗土地，而是在于将洞朗地区“争议化”，为其向中国讨价还价、从中国身上攫取更大战略利益提供跳板。所以，对峙是手段而非目的。

未来，莫迪政府如果在自认为涉及到印度重要乃至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受到了所谓“来自中国的干扰时”，很有可能故技重施，再次祭出对华战略讹诈的手段。例如，如果日后莫迪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没有从中国得到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利益，那么难保他不会再在边界或其他问题上整出什么新的“幺蛾子”，玩战略讹诈的老把戏。

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此次洞朗对峙事件认清莫迪政府的政策手段和风格本质，认清其行为模式和套路，不能简单地将洞朗事件作为一般性的外交事件来加以处理，也不能因为此次对峙已和平结束就认为万事大吉，而必须将其上升至对印战略的宏观高度来加以研判和对待。

洞朗事件结束本身并不表示中印之间的战略博弈就告一段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为维护中印关系和平稳定大局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国际合作机制，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告诫热衷“战略讹诈”手段的莫迪政府，不要让洞朗事件“死灰复燃”，或在其他问题上幻想能占中国什么便宜，永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能力。

面对莫迪政府未来可能的对我战略讹诈，一方面，中国要善下先手棋，通过切实落实地区合作项目、加强与南亚国家关系、强化边境安全预警反应机制等方式来弹压和挫败其讹诈企图，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以超越莫迪政府的眼光，从中印两国友好合作的长远大局来思考对印战略和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