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此期间津巴布韦的经济增长大部分不过是此前10年极度萎缩基础上、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人口大幅度增长得以实现的回升，而且2016年就再次出现了经济萎缩，预计今年经济萎缩幅度将扩大至2.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津巴布韦和南非等非洲前殖民地国家，近代农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高度商品化的大农业，而且产出中很大比重是直接面向国际市场，深深嵌入了国际化的产业链，以至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非洲人均出口额还高于中国，1860年、1900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分别只有0.18美元和0.29美元，非洲分别为0.45美元和2.40美元。

白人农场主连续数代自主经营，有资金，懂技术，会管理，掌握国内外市场销售网络;黑人农民本质上属于农场雇佣的农业工人，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均由白人农场主指挥，黑人农业工人虽然具备了某一环节的生产技能和知识，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积累起独立经营所需的全面专业知识、技能，更不用说资金和销售网络了。

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实施激进的土改政策，将几十上百年间积累发展起来的高效率大型现代化农场拆分成低效率小农地块，其结果必然是农业生产遭到破坏。

而在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小农户，地主大多数实行租种制，即地主只出租土地，其它生产资料由佃户自备，即便是占地万顷的大地主，其耕地也绝大多数交给众多小农户分别租种，这些小农户从来就是独立自主经营，除规定的地租田赋之外，种什么、怎么种、产品是自己消费还是出售、剩余农产品怎么卖、采用什么生产工具，均自主决策，一切相关生产知识和技能是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不是地主手里。

而且，其农业生产面向国内市场销售的比重比非洲殖民地高得多，佃户在市场销售方面并没有处于巨大的先天劣势之中。因此，亚洲、特别是东北亚的土改总体上没有打乱农业生产秩序，而是激励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东亚各国土改时对占少数的近代农场普遍没有“一分了之”，而是保持其完整，进一步确保了其土改对农业生产的正面作用。

更令人悲哀的是，从津巴布韦本国到另外一批非洲国家，看来都没有认真汲取津巴布韦民粹主义土改毁灭性失败的教训，而是在从农业到非农产业一再重蹈覆辙。津巴布韦本国议会2007年通过《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社会上通常称之为“外资本土化法案”)，要求在津资产超过50万美元、由外资或津籍白人控股的企业，必须逐步由土生土长的本国人持股51%以上，一举重创津巴布韦经济，而且冲击到了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得不于2016年宣布修订该法案;南非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经济政策(都打着“平权”之类旗号)本来已经严重损害了南非经济，该国政府还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津巴布韦式”土改政策。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贸易伙伴不乏这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我们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但对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性、市场潜力应有冷静、客观的审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