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美之间爆发了不小的贸易摩擦。这场摩擦不仅是特朗普蓄意挑起的，而且目前也是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是由特朗普所主导的。但中国的策略非常正确：我们不希望打贸易战，但我们不怕打；如果美国一定要打，我们将奉陪到底。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什么要与中国打贸易战，特别是认清特朗普到底代表着谁的利益，进而认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这关系到我们的下一步棋将如何走。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一个突发事件往往代表着某种力量的出现或崛起，它会改变原来非常明确的敌我格局，只要我们能够审时度势，便能因势利导，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比如西安事变的发生，改变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态势，证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抗日力量；因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便使国共两党形成临时的合力，共同对抗一个更大、更凶恶、更危险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西安事变就是一个历史性战略机遇。在美国长远战略始终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的时候，特朗普的出现到底是我们的战略机遇，还是构成我们新的最危险的敌人，这正是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在这里，特朗普与美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既有重合点，又有交叉点的概念。

要理解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跨国资本“的利益分道扬镳，我们不仅要认识全球化，同时也要认识全球化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全球化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不同阶段带来的不同结果；特别需要认识和学会的，是从美国国家的角度来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的本质差异。

以军工联合体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基本上是以美国国家为主要载体，两者的强盛或衰落密切相联。尽管产业资本也曾通过全球化而牟取暴利，但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和崛起，特别是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产业从低端开始朝着中、高端发展时，美国产业资本遭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而节节败退；但他们却不会闭门反思，相反怪罪于中国和全球化……

而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的主要特征则是”跨国“。所谓”跨国“，主要是指国际金融财团通过相互参股、联姻、建立各类基金会、特别是在金融投机机会来临时的共同合作买卖、做空做多，使得他们之间的利益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形成一股强大的、远远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投机资本。索罗斯及其背后的力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金融资本的跨国性质，已经使美国国家利益与金融跨国资本自身的利益不再完全吻合。其中最突出之处，就是当美国国家与产业资本因全球化而面临困境时，跨国金融资本却依然从全球化中获利。因此，在理解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看清，前者与美国息息相关，而后者则已经早已超越美国，成为一个高踞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个庞大的、无形的跨国界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