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些年我国一直在扩大内需市场，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整体进行得是不错的，现在我国消费已经占GDP增长的七成以上了。但是，由于2016年以来的一轮房价大幅上涨，使得中国的内需动力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当然，哪怕如此，我国内需整体依然增长很快。

但是，在现阶段，我们需要更加强劲的内需，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我国消费的潜力，这也正是昨天文章《和特朗普的生死较量，要抓其4大根性慢慢折磨他！》中的建议的由来。

我们过去为了利用西方市场的需求刺激我国工业产能的增加以及为了提高就业，会大力向出口企业进行出口退税以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事实也的确如此，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外需的带动下高速发展。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市场其实需求已经遇到严重瓶颈，我们前些年转向内需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既然当时我们针对外需都可以进行补贴以刺激产能发展，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针对内需也进行补贴以保证我国产能的有效消化呢？在内需消费方面补贴，必须向大众需求补贴，所以像生活改善、生活品质提升类的补贴就很有价值。针对消费补贴，意味着消费才能获得补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补贴大幅刺激消费，从而提升内需的动力。这个逻辑，和曾经的加点下乡补贴有点类似。

通过扩大内需，我国经济增长了，同时原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产能被国内消化了，如此意味着中国经济向好、CPI保持稳健低位，而美国经济则会因为中国商品输入减少而受负面影响，相反通胀压力会增大，经济增长会下降。到那时，美国资本向海外输出能力减弱，对我人民币加快国际化进程也是有利的。

基于此，占豪主张针对内需采取一些措施，而且应该是针对性强一些的措施，就很对广大老百姓的一些需求来进行刺激。

二、用我国在欧美国家的资产来扩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并与我国制造业对接。

我国海外资产过去主要放在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过去，我们这么做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么做会让我们出口创造的外汇保值增值，相比不稳定的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市场当然更好。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衰落，真正的发展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些国家普遍基础设施落后，其市场潜力根本没办法释放。直白说，就是这些地区的需求并未真正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我们需要通过打造其基础设施来激发他们的需求。

这些国家没钱怎么办？此时，我们海外的那些资产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完全可以把放在美国的一些资产卖掉，然后以这些国家的资产或资产收益权为抵押，把钱贷款给他们。然后，再通过协议让他们购买中国的工业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如此，我们首先就能从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利，其次我们能从那些资产的未来经营中获利，其三因为基础设施改善而带动的当地需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工业品满足。这么一来，包括我们贷款的本金利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获得四重利。

我们持有欧美的债券资产少了，持有新兴市场的固定资产多了，或者拥有新兴市场的债权多了，这都使得我国资产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得更加合理，我国经济的影响力也会更强。

当然，这么一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和中国一起投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中，二是努力开发这些新兴市场的需求。只有这两种方式，他们才能从中获利。因此，只要中国如此推动成势，不怕他们不参与。

通过这种调配，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资产和资源的梳理来让经济的“气血”运行得更顺畅，这两招对中国来说当然就是非常有利的。我们有了这两个流畅的经济气血循环，我们发行货币是基于这两个需要来发，那么就能把内外经济循环推动得更加健康和顺畅。

当然，如果中国用这两招，特朗普政府是会感觉到非常疼的。原因很简单，如此特朗普政府不但遏制中国困难，由于中国商品输送到美国的数量减少，这意味着美国商品的供给减少，当然美国接下来就会面临通胀压力。通胀压力又会让美国陷入降息的徘徊。降息遇到麻烦，降息遇到麻烦美国向全球释放货币的能力就会减弱。说得直白一点，美国金融向全球实业的信用传导机制就会降低，而中国金融体系向全球实体经济的信用传导机制就会提升。

事实上，这两招打下去，招招都是打在特朗普政府真正的痛处，而且招招都会对我们更有利。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和美国在一个节奏上打，让美国总是感觉到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并且越打自己越无力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