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强调，busing问题是一个“pony issue”，是一个虚假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问题回避了背后真实的社会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白人不乐意跟黑人居住在同一个区域。言下之意，拜登暗示，仅仅通过用公共交通，把黑人小孩送到白人聚居学区的学校就学，无法真正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接着话锋一转，表示讨论一个假问题根本就是在浪费公共资源。

可见，拜登给出了一个符合当时自由主义左派道德立场的回复，又没有触怒那些投票给他的白人中下层中产阶级选民的利益。拜登这颗1970年代的政治新星，果然一出道，就显出了不一样的圆滑城府。

如果要理解1970年代这个busing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必须回到1954年，看一个今天被写入美国官方历史教科书的判例，即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这个案子的争论核心是黑人和白人的小孩能否同校。最后，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是，不得以任何法律的形式，限制黑人和白人小孩同校接受教育。这个判例在当时美国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积极意义。

然而，我们能不能认为，自1954年最高法的裁决出来后，美国黑人白人的分校问题就此得到解决呢？当然不能太傻太天真。

黑白分校，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美国社会的黑人白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鸿沟，客观上形成了黑人和白人小孩在教育上的种族隔离现实。有经济能力负担郊区别墅和私人小汽车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他们聚居的学区，自然会有更好的财政支持，也能负担更好的教育。相比之下，聚居在城市中心，大量依靠公共交通，大多从事底层劳动服务工作的黑人，他们的孩子在物理上就被局限在自己家庭附近那些经费来源不足、教育资源较差的学校里。到了1970年代，为了解决这种现实层面上的教育鸿沟，美国一些地区提出采用公共校车，将黑人学童送去白人聚居学区的公立学校就读。

因为这一政策，美国社会出现了大量讨论。拜登正在这场讨论中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在拜登当选参议员的头两年中，他的投票多倾向于支持“busing”。这和他最初在竞选参议员时，在白人选民面前表态，倾向反对busing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但同时，他又投票反对重新划分学区，反对通过法律政策手段，打破原来黑人白人由于聚居地不同而形成的公立学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种族教育隔离的现实状况。

当媒体问及为何如此投票时，拜登给了一个非常堂而皇之的解释。他说，种族隔离分两个层面，第一是法律层面（dejure），第二是现实层面（de facto）；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法律层面上的种族平等法规，来解决现实层面上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单纯靠强制性重新划分学区，来回避造成种族隔离现状的社会问题，是不合理的。

可以发现，拜登再次用同样的话术完美回避问题。明面上，支持“busing”这一吸引大量左翼媒体视线的议题，但暗地里，在重新划分学区这一触及了中下层白人中产阶级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则毫不迟疑地站在自己选票的一边。

拜登当选参议员

拜登在其政治生涯之初的行事特点，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在当选参议员的头两年，他在公开场合面对白人选民时，关于busing问题，都暗示的是反对态度。但在议会投票上，他都追随民主党的同僚，投下支持票。到了1974年，当反对busing的白人社会团体影响越来越大时，拜登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在此后三年内，美国议会就busing问题进行20次投票；其中，拜登仅投过一张支持票，剩下19次都投了反对票。这种见风使舵的熟练职业政客，究竟有多少“改变时代”的动力呢？

还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拜登见风使舵维持现状的政治立场。1975年，拜登既不支持设置种族隔离的学校，也不支持重新划分学区、设置种族混杂的公立学校。当媒体问他什么态度时，他举了一个捣糨糊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加油站，每天都有50名顾客来访，这50人中，有25人是白人，25人是黑人。加油站有一个厕所，每天都有人用，但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白人多少黑人在使用这个厕所，我们不会因为无法确定这个厕所是否被黑人和白人平等使用，就决定把整个加油站关停。我们只需要确保在加油站厕所门口不会有“黑鬼禁止进入”的字样就够了。